七星【汽车人】东风万里_十堰_二汽_建设

文 / 隗金明

初春的武汉，大地褪去厚重的冬装，枝头的梅花施放着春的暖意，大街小巷充满勃勃生机。

此刻，我乘兴漫步于中国车谷，最先跳入眼帘的是硕大的东风公司总部大楼，它像一艘巨轮正在破浪航行，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厂房就像大海涌起的层层波浪，绵延不断。

今年是东风公司成立56周年，“56”即“我顺”，寓示着东风公司勇闯险滩，顺利前行。看着这吉祥的兆头和东风如今恢宏的阵仗，作为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东风人，我浮想多多，感慨多多。我多么热望东风偕同汽车群英簇拥中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进发啊！

风起东方

1970年初的一天，我打起背包行李，从武汉出发，坐火车、搭轮船、转汽车，行程近千里，抵达鄂西北一个叫十堰的地方。这就是二汽（后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的诞生地，也就是被后辈称为“东风的延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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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十堰，是个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镇，四下里渺无人烟、荒芜一片，只是二汽落户此地十余万人涌入，才使她顷刻喧闹起来。

在我进入二汽之前的1968年9月22日，二汽已于大炉子沟正式破土动工了，现在已进入建厂的高潮期。只见十堰地区近百里的几十条大大小小的山沟里铺开了27个专业厂的建设，劳动号子声、基建设备的轰隆声、开山炮声在群山上空回荡，忙碌的人群、奔跑的汽车、负重的三轮在泥泞的山涧里川流不息。

对于筹建二汽的前因后果，当时的我是不甚了了的，直到五十年后在东风博物馆里才找到准确答案。博物馆里有一幅标明时空电话的屏幕，屏幕里的美女编辑居然能回答我关于二汽的所有问题。

“你能告诉我二汽的筹建情况吗？”我拿起时空电话，问美女编辑。

“好的，请稍等。”美女编辑说着便飞速地跨越时空，给我讲述了一段又一段珍贵的往事……

1953年3月在始建一汽的时候，领袖毛泽东说：“中国这么大，一个汽车厂不够，要建设第二汽车厂。”随即，湖北省组建了二汽筹建领导班子。可是，由于一场政治运动，二汽第一次上马即下马。

1958年6月，毛泽东再次指出：“要调一个师的部队到江南建设第二汽车厂。”二汽筹建工作再次展开。谁知，一场自然灾害使得二汽第二次上马即下马。

1964年，毛泽东又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至此，二汽终于正式踏上了诞生之路。二汽的先行者们聚集了业界精英，研讨了建厂方案，走遍了大江南北，勘察选择厂址。

二汽的厂址是邓小平定的。1964年，他在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时说：“二汽应该摆在襄渝线上。”

二汽的厂址是周总理定的。1968年11月，周总理最后下命令：“二汽就建在湖北十堰。”

……

听着美女编辑的介绍，我深感，二汽的诞生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伟人的英明决策，这是二汽的无尚荣光！

关于二汽厂址的选定，从我后来的所见所闻中，确认选在鄂西北的十堰是一个伟大的功绩。请看事实：

──十堰坐落于三千里汉江之畔、八百里武当山麓，领了碧绿的秀水，沾了仙山的灵气。

──十堰汽车城，城市规模与人口适中，有着现代的繁华而无嘈杂喧闹，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全城，绚丽缤纷的花草布满街头。这正是领袖毛泽东倡导的波恩式的城镇。

──十堰汽车城，六百年前明朝皇帝朱棣在此大兴土木，修建了武当山大建筑群。贺龙率领红军在此安营扎寨，李宗仁在此抵御日寇铁蹄，李先念在此实现中原胜利大突围。还有，这里的郧阳是古人类的起源地；这里的古房陵是唐朝皇帝李显“龙潜岁月”的地方，也是上古神农氏炎帝尝百草之地，还是诗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竹山是女娲用五彩石即绿松石补天的圣地；这里的郧西天河是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之地。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汽车城增光添彩。

──十堰汽车城成为鄂西北璀璨的工业明珠，它拉动了周边数百万人口及数千平方公里的经济建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的十堰，虽然处于建设初期，荒山野岭等待我们开拓，现代化工厂等待我们筹建，但刚入职的我，站在十堰这块风水宝地上，似乎已经看到了东风今天的辉煌：她是东方底特律，她是世界卡车之都。

马灯岁月

我把东风的建厂初期称为“马灯岁月”，是因为马灯这个原始的古老的物件象征着建厂初期的艰苦生活。是马灯照亮了生活起居，是马灯方便了夜夜攻读，是马灯引领者建设者们夜以继日地奋斗。

那个时候，十几万人一下子涌进这个偏僻山沟，缺乏吃的，缺乏用的，缺乏住的，缺乏一切生活的必需。“馒头夹咸菜，稻草当铺盖”、“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泥水路”是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了。因为常常下雨，满地泥泞不堪，我却连一双水鞋也买不到，后来还是托人从上海代买的。因为供水不足，人们常常要靠接雨水维持正常生活。

为了接雨水，我的住处还发生过一段令人哑然失笑的故事。有段时间，天干多日，人们都在企盼天公下雨。这时，一个男职工在露天里一边小解一边大喊：“下雨啰！”我的隔壁住着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小媳妇，她听说下雨了，端起盆子蹬蹬跑出来接雨水。当她看到并没有下雨而是那个男职工搞恶作剧时，又没好气地蹬蹬跑了回去。有个冬天，因为没有热水没有暖气洗澡很不方便，一位职工搭便车到郧阳洗了个澡，返回时没有汽车不得不步行70里地。

那时候，职工们居住的大多是干打垒的土坯房子，生产场地大多是芦席棚，甚至还有的住在露天，生产也在露天。这种干打垒精神、芦席棚精神也就成了马灯精神的内涵。正是靠着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早期的建设者们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惊人奇迹。

铁塔上山的故事是马灯精神的真实生动写照。

二汽开工前，十堰山沟是不通电的，一到晚上一片漆黑。职工生活离不开电，即将开始的建设与生产更需要电。

于是，架设丹东线的工程启动了。这项工程需要从丹江到十堰的170多里的高山上树立270多座铁塔，铺设一条1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任务交给一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电力施工队，限期三个月。这是一项不可想象的艰巨任务，在尚未开垦的山区，汽车、起重机等施工设备无法使用，却要把270多座每座重八九千斤的铁塔、上万吨的水泥沙子运上高山进行施工，靠这二十几个人，五年也未必能完成任务。

困难难不倒二汽建设者。沿线先后有20万农民群众前来支援。为了把水泥沙子运上山，在扁担挑子不够的情况下，大家想尽办法，小学生用书包背，妇女用围裙兜，新娘子用头巾包，老年人扎住裤管装，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把万吨水泥沙子运上山。铁塔最高的51米、重10多吨，最小的10几米、重1吨，要把它们运上山那就更难了。民工们倾力加智慧，一面人拉肩扛，一面采用“棺走险道众人抬”的土办法，终于把270座铁塔全部竖立在群山之上。

1969年4月29日，丹东线飞架贯通。这项浩瀚工程没有用到五年，也没有用到原定的三个月，而是仅用一个多月就大功告成。

600年前，明朝的能工巧匠们在武当山之巅建造了雄伟壮观的金殿。数百吨重的基座和金殿是如何运上1600米高的陡峭山顶的，一直是个天下之谜。然而，这个谜被二汽人铁塔上山的故事破译了：在人民群众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上不去的高山，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东风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芦席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现代化大厂房；那些干打垒不见了，换来的是一栋栋高楼大厦；那些高山上的铁塔已不再给人带来惊奇，唯有那些原始的沾满历史尘埃的马灯还陈列在东风博物馆内。

每当我们这些经历过马灯岁月的老东风人看到马灯时，总是引起了满满的幸福回忆，总是感到她还在继续散发着光亮，照亮着新一辈东风人永远艰苦奋斗的道路。我还感到，与以苦为乐的东风人比起来，那些吃了一点苦就留恋大城市贪图安逸生活而悲伤地哭唱的人显得多么渺小与没出息！

苦战能过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元帅1978年发表的这首《攻关》诗，是对东风公司历经磨难、克服无法想象的艰难险阻、闯过道道难关的真实写照。

1978年，二汽亏损了3200万元，产品质量上不去，汽车卖不出去。次年，又遇上国家经济建设收缩，二汽被列为停缓建项目。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要关门停产，意味着上十万名职工要卷铺盖回家。消息传来，我们这些普通职工感觉天要塌了，地要陷了！

二汽垮了吗，没有。二汽领导团队集体誓言：“失败不属于二汽，我们要背水一战！”于是，二汽拉开了勇闯“停缓建关、产品质量关、汽车滞销关”的序幕。

二汽第二任厂长黄正夏

二汽第二任厂长黄正夏在他离休后向我们讲述了闯三关的精彩片段。

黄正夏提出了“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的方案，要求不对二汽进行停缓建的调整，并把报告打到了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那里。谁知，李先念批复：“黄正夏，目前国家财政这么困难，决不许你在下面乱开口子！”

得此批复，有股倔劲的黄正夏仍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是李先念的部下，他太了解这位老首长的领导风范了。他坚信，如果自己把事情说清楚了，李先念一定会转而批准自己的方案的。

于是，他重新书写报告，并报国务院各部委会签。按照老的工作流程，各部委会签一个文件没有个把月是下不了地的。“让我来给国家部委当一次通讯员吧。”黄正夏说。他拿着报告马不停蹄，一个部委接一个部委地跑，仅用了几个小时就把报告会签完毕。国家部委一位老领导感慨地说：“在我的行政经历中，像这样自己拿着文件一家一家地跑还是第一次。”李先念看到会签的报告后立即召开相关会议七星，终于通过了“续建二汽”的报告。自此，国家投资全部切断，二汽投入“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续建二汽”战斗。

中国科学院院士、二汽总工程师孟少农（中）

孟少农刚来二汽任总工程师时，正赶上“闯三关”的战斗。当时二汽不合格件有1200多种，质量问题达9300多个。他亲自任质量攻关总指挥部总指挥长，带领16个攻关队对642项重要质量难关夜以继日地攻坚。

有一次，法国一家汽车企业的董事长贝利埃来访。在二汽铸造二厂门口见到一堆废品，他问黄正夏：“这是为什么？”黄正夏答：“对职工进行质量教育。”贝利埃又问：“请问你们铸件的废品率是多少？”黄正夏答：“原来是23%，现在是5%。”贝利埃说：“16%是世界公认的标准，你们不简单，中国二汽了不起！”

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黄正夏去法国访问时两人再一次相见，临别时贝利埃把黄正夏一直送上车，并说：“我们法国人送朋友一般只送到门口，你，我要送上车。”

“水到绝境是飞瀑，人到绝境是重生。”二汽攻关夺隘、死地求生，取得重大胜利。1975年6月，二汽生产出第一辆汽车，型号为东风EQ240，标志着二汽具备了初步生产能力。1978年7月15日，二汽正式建成投产。1985年，二汽建成10万辆生产能力，提前两年超额完成“续建二汽”的任务，生产优质汽车35万辆，汽车产销、上缴利润和税收，均占全国汽车企业60%以上，二汽生产的汽车在青藏高原被称为“小老虎”，在自卫反击战中被称为“英雄车”、“功臣车”，在国庆阅兵式万无一失安全通过。二汽创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一段时间是我供职于东风遇到的又一个艰险的日子，我一连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当然，遭此窘况的不止我一人。东风有3万多职工被压缩减员，所有在岗职工的工资被拖欠。过去疯狂抢购的东风车市场一下子步入低迷，效益急剧下滑，企业出现亏损，经营难以为继，一道道难关再次把东风公司推向崩溃的边缘。

东风遭此逆境，我却没有看见唉声叹气，没有看见悲观失望，看到的只是上下同心，共克时艰。

产品销售理应是销售部门的事，可在这艰难的时期，产品销售成了全厂上下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事。一时间，领导干部、销售部门、普通职工纷纷访客户做调研、跑市场搞促销、走亲友宣传产品，人海战术骤然生效，销售工作四面开花。

改革改制是增产增效的灵丹妙药。东风公司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鼓励多劳多得，充分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划分业务板块，实行分级承包，分解了压力，调动了基层的积极性。

“二汽要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这是邓小平1980年7月视察东风时的指示。东风领导团队带领东风人不辜负伟人的殷切希望，解放思想，开放搞活，积极探寻国际合作之路，成立了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壮大了体量，获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东风冲破了这次逆境，开始向世界汽车巨人迈进。

2018年，正当东风以年超427万辆的最高纪录跨入新年时，突然间出现市场饱和和经济衰退，其后又遭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生产经营出现断崖式下滑，东风在全国排名从第二落到第五，社会各界一片哗然，甚至不时传来唏嘘声：东风的好景不再啦，东风完啦！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奋进。这是东风应有的骨气，这是东风不服输的倔劲。在东风领导团队的带领下，东风人追风赶月，永不言弃。他们精简了机构，压缩了行政人员，充实了基层一线，节省了开支，提高了效率。他们审时度势，重组了业务板块，加强科学管理。

他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的指示，瞄准汽车工业前进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行经营转型，大力开发新能源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经济效益日趋凸显。

2024年东风生产新能源汽车86万辆，人工智能汽车入选央企白皮书，两项成果均居全国前列，东风又一次走出低谷，开启新的航程。

这三次大的波折，历练了东风，成就了东风。我们深信，东风这艘巨轮能够经得起任何惊涛骇浪！

东风人不会忘记，在东风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和最困难的时候，都得到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扶持。邓小平、李先念、江泽民、胡锦涛先后到东风视察，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曾到东风视察。我参加了许多中央领导人视察东风的采访活动，以下是我的一段采访实录。

1999年5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临东风的十堰、襄樊、武汉三大基地视察，吴邦国、曾庆红、于永波等中央领导人以及14位部委办领导同志随行视察。江总书记是在东风最困难的时候来的，是在东风最盼望的时候来的，东风员工奔走相告，热泪盈眶。江总书记现场办公，帮助东风解决财政、金融、销售难题。江总书记带来了精神食粮，勉励东风人战胜困难，砥砺前行。

在总装线上，江总书记与技术员，上海交大毕业的小雷对起话来。江总书记问了小雷的年龄、文化程度、籍贯等情况，小雷对答如流，并说：“我是您的校友。”江总书记赶紧说：“你很年轻，我是年逾古稀。”小雷说：“您是老当益壮。”这时，江总书记赶紧说：“往下说，下面是什么话？”小雷答不上来，全场一时静了下来。于是，江总书记高声朗诵道：“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曾庆红给大家解释说：“这句话出自《滕王阁序》，意思是年纪大了应当更有壮志,哪能在白头时改变心志?境遇困厄应当越发坚强,不能放弃凌云之志。”

党中央给了东风温暖和力量，境遇困厄的东风人应当越发坚强，不减志气！

东风的闯关战斗，也造就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这里，我只能择其代表人物简述了。

东风公司装配工、全国劳模王涛

东风总装厂有一名普通调整工王涛，他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入行就成为行家里手。他每天写呀记呀画呀，不停地记录着工作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了“王涛操作法”、“王涛故障排除法”，被工友们广泛采用，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作为一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工人，他却与书结下深厚的情缘。他不仅爱看书，还爱买书爱写书，他自费订阅有多种汽车杂志。他结合工作实际编写了多种汽车工人的应用书籍文章。工人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先后出版了他的多部专著。

这就是全国劳模、获得“中国产业工人的楷模”称号的王涛。

戴宗晴，著名外科专家，原东风医院名誉院长、教授。他在医疗战线上为奋战的东风职工提供了最良好的服务。汽车生产冲压设备多，那些年份断指事故较多。他带领医务人员刻苦钻研业务，很快掌握了断指再植技术，并在鄂西北首创断指再植手术成功，因工伤断指职工的手被保全了。他的医术有名，医疗道德更有名。有段时间，做手术收红包是普遍社会风气，可他不仅不收红包，而且对病人一视同仁，尽心尽力诊疗。有一天我问他：“你天天做手术，难道一次红包也没收过吗？”他回答说：“有过一次。”接着他说了事情原委：来做手术的一位老工人执意要送红包，不收他不安心，戴宗晴只好收下。手术顺利完成后当戴宗晴把红包还给他时，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戴宗晴，白求恩式的大夫、全国医疗战线的一面旗帜。

轿车梦想的乞丐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说：“我宁可做有梦想的乞丐，也不愿做没有梦想的国王。”在东风公司，有着一大批这样的乞丐，他们朝朝暮暮做着一个梦──发展中国轿车。

在我的资料库里有着如下的记载：

──世界上第一辆轿车诞生于1886年1月29日，是由汽车之父德国人卡尔•本茨研制成功的。二十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开始流行轿车并于五十年代普及轿车。

──中国第一辆轿车是1901年由外国人通过袁世凯送给慈禧太后的。一直到解放前夕，全国只有极少数达官贵人才能享用轿车，而且全是进口轿车，自己连一辆轿车也生产不出来。那时候，没有人敢做中国轿车梦。

──新中国第一个敢做轿车梦的是领袖毛泽东。他于1958年2月13日视察中国一汽时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此后，“早日造出小汽车，献给领袖毛主席”成为一汽人的口号，中国的轿车梦正式开启。

──1958年4月，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牌轿车试制完毕，旋即转产红旗轿车。次年，红旗轿车进京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这是中国第一款正式投入使用的轿车。此后三十年，虽有“上海牌”轿车面世，但中国自己造的轿车仍然微不足道，占据路面的还是万国牌轿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坐轿车回家乡，老家人都用惊讶和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若干年后我们普通人坐轿车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去法国考察，在国际大都市巴黎街头竟然看不到多少行人。我问：“人呢？”主人答道：“人在地铁里，在汽车里。”我一看，满大街都是汽车，才恍然大悟。我坐车在法国大地上转了一天，见到每个农户门口至少停放着两辆轿车。由此我想到，国内不仅农户门口看不到轿车，即使在城镇轿车也是极少数人享用的稀罕物。由此再想到，我们的轿车要赶上欧美发达国家仅仅只是一个梦（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的情景完全出乎意料）。

尽管是个梦，可中国的汽车巨匠们仍然沉醉在轿车的梦乡。

孟少农，这个名字在中国汽车界无人不晓。1946年，这位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供职于福特、通用汽车公司的学者，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归祖国。次年，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中第一个中共党员，解放后成为全国汽车界唯一的院士。

这位老专家对于汽车的敬业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一次我到他的寓所拜访他，只见他埋头在满是汽车资料和书籍的书桌上工作着。他老伴对我说：“他是个书呆子，经常看书看得忘记了吃饭。”她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孩子喊他吃饭，连喊几声他都答应了，可眼睛一直盯在书桌上。我一生气，对孩子们说‘我们吃，不管他’，等大家吃完饭散去，他才走到饭桌前，一看杯盘狼藉，已是吃完饭的样子，便自己问自己‘我已吃过了吗’,过了一会儿，饭没有吃，又回到书桌旁。”

正是这位老东风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东风公司正式投产不久、全国争相发展卡车之时，到处宣讲他的著名的“轿车论”。他说：“世界汽车发展的规律是小厂搞大车、大厂搞小车。”又说：“搞卡车是小学水平，搞轻型车是中学水平，搞小车才是大学水平。”（这个影响中国汽车工业走向的论断，后来纷纷被接受和采纳。）他坚信，中国的汽车业一定能做大做强，中国的轿车梦一定能梦想成真！

有一件事最能表明他追求梦想的鸿鹄之志。一次，在谈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前景时，孟少农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陈祖涛说：“不把中国汽车搞到100万辆，我不见马克思！”孟少农说：“不把中国汽车搞到100万辆，我死不瞑目！”两位汽车巨匠的誓言，当时似乎是不可企及的神话，可后来的情形却大大超出了他俩的想象。

轿车梦想，还在继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轿车业在黄正夏等老一辈汽车人的呼唤下风起云涌，上海等地的轿车业已捷足先登。借此良机，东风公司趁热打铁。1987年5月，“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十堰召开，我作为新闻记者有幸目睹了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全国大型车企的领军人物、全国汽车界的专家学者,共计200余人。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到底适合不适合发展轿车？”会议的发起者和东道主是东风公司领导团队。东风的掌门人以“振兴我国轿车工业的重要抉择”为题，第一个在会上发言。他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要以货车为主向以轿车为主转移”，并提出东风公司要一次性建成30万辆规模的轿车工业基地。这是中国第一个要大规模上轿车的呼喊，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轿车基地横空出世！发言者以他雄辩的逻辑征服了所有人，所有人一致发声：中国的轿车发展不能再等了！从此，中国的轿车工业突飞猛进，中国的汽车工业迎来一个新时代！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轿车，一个妥妥的新面孔。

在寻求国际合作伙伴过程中，东风公司可谓是大海捞针，苦苦寻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伙伴，却因受一场国际政治风波冲击而耽搁四年，导致中国第一个大型轿车合资项目神龙公司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轿车生产是个高效率、高节奏的现代化大生产，投资风险大，管理难度大，这无疑给从业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一次，我到上海一家大型轿车厂考察，听说这个厂的主要领导者跳楼了。我问：“为什么？”答：“压力太大。”我认识的另一位大型轿车厂的总经理，他是一位十分敬业的企业家，可有一天他竟然脱离岗位，不辞而别地走了。一探究竟，还是压力太大。

神龙公司的首款轿车是富康车，这款车经济实用，款式新颖，在欧洲十分流行，可是中国的消费者大多停留在三厢车的消费观念上，导致这款两厢车迟迟打不开销路。

当然，阻力与困难还不止这些。

“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中国的汽车人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终于克服了千难万险，迎来了轿车的艳阳天。现在，中国的轿车车企群龙四起，中国的大地成了轿车的海洋，中国的轿车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现在，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不仅子女们都有自己的轿车，就连我这个老者也可常常开着自己的爱车去游玩去兜风了。

轿车梦的乞丐们，你们可以告别乞丐向富翁甚至国王转进了！

摧毁全世界的脚步

我在东风从业四十年，其间先后参观考察过一汽、上汽、北汽、南汽、济汽、柳汽、云汽等车企，退休后又长期跟踪并研讨中国汽车工业，可以说是东风及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的全程见证者。

全国刚解放时，领袖毛泽东扳着手指头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参观斯大林汽车厂时，看到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的汽车，说道：“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结束了中国不能造汽车的历史。从此，中国汽车工业开始起步了。

1969年，二汽开工建设。1986年，二汽全面建成投产。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设的特大型现代化汽车厂。东风的建成，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新纪元，奠定了中国汽车工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从此，中国的汽车工业开始起飞了。

就在中国汽车工业起飞的前夕，欧美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已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其中全球第一的日本年产汽车超1000万辆。而在中国，除了一汽、二汽、上汽稍有规模外，其他遍布全国的2000多个汽车厂家，多的年产千余辆，少的年产才几辆，全国年产汽车总计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一。中国的汽车厂家之多是全球之最，中国的汽车产量之小也是全球之最，中国的汽车业成了“世纪笑话”。

就是在如此颓势的起跑线上，东风以三级跳的方式实现起飞的。

第一跳，跳到了襄阳。襄阳是一座古城，而且是一座包含有汽车文化和汽车历史的古城。早在18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诸葛亮为军队运送粮草物资而发明了一种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它重达400多斤，迈开四条腿可自动行走。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三十里”。它是中国最早的仿生机械，也是世界上最原始的汽车，它的制造技术对中国车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借助这个汽车发展的风水宝地，东风施展了自己的才华。1984年10月5日，东风公司襄阳基地奠基。于是，东风铸造三厂、柴油发动机厂、轻型车厂、神龙襄樊工厂等数十家车企拔地而起，落寞的襄北油坊岗摇身一变成为东风继十堰基地后的又一座汽车城，十堰卡车之都派生出了襄阳轻型车之都，东风公司年产量由几千辆猛增到几十万辆。

第二跳，跳到了大武汉。武汉，雄踞华中，九省通衢，大学云集，占尽交通、市场、科教与人才优势。当初，东风建在十堰，是国际军事形势的需要，现在，东风移师武汉，是国际经济形势的需要。2006年6月，东风总部从大山正式迁移武汉，落户沌口。

沌口这个地名颇有些来历。明清时期，此地因是沌水入长江之处，因此叫小河口。后来一个县令命他的随从吴常给小河口改地名。吴常说：“我看就叫沌口算了，沌在当地谐音读壮，有壮大人口、壮大实力、壮大本朝之意。”沌口因此得名。

借古人的吉言，东风的到来，终于使沌口壮大起来了。神龙公司、东风本田公司、东风乘用车公司等一大批车企争相出世，众多的相关产业蜂拥而至，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戴“中国车谷”和“轿车之都”的桂冠。

与此同时，汉十沿线，十堰、老河口、襄阳、随州、孝感、武汉的汽车业多点连接，形成了著名的“千里汽车走廊”，使湖北成为汽车大省。

第三跳，跳到了全中国。

先来看跳到了珠三角。珠三角有个花都。花都这个地名取得好。“花”，有“花好月圆、花开富贵”之意；“都”，在汉语中“大曰都”、“都”有“大”的意思。东风跳到花都，使其名副其实。2003年，东风日产落户花都，使这里形成了以东风日产为龙头的汽车产业集群，成为东风南方“汽车城”、东风四大基地之一。2019年，花都排行中国百强区第19名。

再来看跳到了长三角。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内联外通，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东风在此大力发展汽车零部件事业，提升了国内外业务，降低了物流及运营成本，增强了企业的效益。

接着看跳到了内陆各地。东风巩固和加强了联营工作，在浙江、江苏、云南、广西、河南、新疆等地设点和建立分支企业，在各省市设立共计数百个销售服务机构，使东风公司成为拥有12万多名员工、5000亿元资产的庞大汽车集团。

完成了这三级跳，东风公司创建了汽车工业的奇迹。本世纪初叶，东风公司年产超400万辆，产值超4000亿元，产量和效益是原建厂目标的四十倍。2018年，东风公司进入世界500强，排名第65位。

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工业飞速发展。2023年，全国汽车产量超3000万辆。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是全球第二位美国的3倍，稳居全球第一。同年，中国出口汽车达500万辆，超越日本，跃居全球汽车出口榜首。

2024年，东风公司新能源汽车产量达86万辆，同比增长64.4%。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288.5万辆，全球占比三分之二强。

世界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2023年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说：“如果没有贸易壁垒，中国车企能摧毁全世界。”

以东风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的前进脚步，我看中国车企离摧毁全世界的日子不远了！

至死不渝的汽车人

报告写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今天辉煌的东风，不能忘记国家的扶持、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全体东风员工的拼搏，特别是不能忘记那些至死不渝的汽车人，是他们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和榜样，是他们为东风及中国汽车工业奉献了热血和生命。

我这里就有许多这些汽车人的事迹档案。

二汽第一任厂长饶斌（左）

饶斌，高大魁梧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眼睛，仪表堂堂的相貌，用他夫人张矛的话说：“那叫一个帅呀！”

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大学生，是哈尔滨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是一汽的第一任厂长和二汽的第一任厂长，是中国机械工业部的部长。

全国解放初期，他带领职工出色地建成了一汽。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踏遍大江南北，翻越崇山峻岭，为二汽选厂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使二汽成为祖国汽车工业的骄子。他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4年的一天，因为工作极度劳累，他的血压突高突低，躺在了医院。一位医师诊断后说，他这是疲劳上再加疲劳所造成，告诫他不能再不注意身体了。然而，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现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古稀之年的饶斌还在带病为祖国的汽车事业忙碌。

1987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5月，他奔赴十堰，出席“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为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出谋献策、指点迷津。7月，他北上一汽，参加一汽产品换型改造建设工程竣工验收会。他在会上动情地说：“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次创业，我就起不了作用了，但我愿趴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踏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搞上去。”这一年8月，他冒着40度的高温抵沪指导汽车工作。然而，这一次，长时间的劳顿击倒了他，他住进了医院。他说：“同志们，我累极了，想睡一会儿。”他确实太累了，太困了，他睡了，永远地睡了。

若干年后，我在东风十堰基地看到了伫立于青年广场上的饶斌雕像，不禁肃然起敬，心中默念着：“老厂长，东风人永远缅怀你，中国汽车人永远缅怀你！”

我刚入职东风时正赶上全厂都在宣传陈全保。他是一汽调入二汽的老劳模。有一次，二汽铸造二厂一条进口的自动线需在上海预调试，原准备花巨额代价请外国专家用一年的时间完成。陈全保带领几个徒弟，自己动手，勇挑重担。没有图纸，就以设计时的草图为参考。缺少费用，就勤俭节约，不浪费国家一分钱。他不住旅馆，住在大型的设备包装木板箱里。包装箱拆卸下来的钉子足有100多斤重，他把它们一颗颗地拣起来，废物利用。不到半年他就完成了调试任务。春节时，他在上海同时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铸造二厂催他回厂安装自动线，一封是岳母病危的消息。他毅然立即回厂，投入自动线安装工作。

为了二汽早出车，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2年，他得了坏死性肝癌，从他入院治疗到他去世，他想的说的最多的是“自动线”的那些事。

1990年8月的一天，我作为记者正在发动机厂采访，忽然看见感人肺腑的一幕：厂闭路电视播出一条消息──党委书记赵瑜令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下午不幸逝世，顿时，哭泣声、惋惜声连成一片，整个厂区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我立即搁置了手中的工作，投入赵瑜令模范事迹的采访中。

赵瑜令，关心职工、为职工办好事的实例说不完道不尽。有个张姓职工病亡留下妻儿四人。大年初二赵瑜令拜年，听张妻诉说没有户口的难处，又见她一家人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心里很难过。节后，赵瑜令到处奔走，帮着这一家迁来户口，调换住房，安排生活。老工人汪师傅有气喘病，在生产一线工作身体吃不消。赵瑜令与有关干部协商，把他调入质管科，既减轻了他的劳动强度，又发挥了他的技术专长。

有一件事职工小赵提一次就感动一次。15年前有个上大学的名额，班组推荐了他，但车间领导因工作需要没有同意。时任车间副主任的赵瑜令说服他为车间整体着想，放弃上学机会。几年后，已离开车间的赵瑜令没有忘记他上学的事，向厂里要了一个上学指标给他，无奈他因故又没有去成。1987年，厂里得到了两个干部岗位培训的名额，已是党委书记的赵瑜令仍然记得他上学的事，要求人事科安排他参加培训，他终于如愿以偿。

赵瑜令无微不至关心职工、关心他人，唯独不关心自己。他一家老小五口人挤在只有24平米的斗室里，没有阳台，没有厕所。建厂20年了，许多普通职工也比他住的好啊。1985年，厂里按分房条件又一次给他分配了新房，可他坚持不搬，并说：“厂里还有比我住得更差的，等他们都住上好房子再考虑我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已是癌症缠身了，可他仍然心系生产与工作，哪里最困难哪里最辛苦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一次高温检修期间，他忍着病痛在现场连续工作几天几夜，突然有个职工喊了起来：“赵书记，你吐血了！”赵瑜令一边捂住嘴一边说：“别喊别喊。”他继续忙碌着，还嘱咐这个职工对他吐血的事保密。

生命的最后时刻，赵瑜令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干部和职工群众纷纷前来看望他，他一再叫大家不要来，有次还发了火：“你们都来干什么，还要不要工厂？！”厂党委副书记带着职工来看望他时，他对副书记说：“你跟他们讲，叫他们不要来看我了，厂里生产太忙。”副书记噙着泪水说：“现在已经六点多钟了，他们是下了班来看你的。”他又说：“下了班也不行，叫他们回去，别影响他们休息。”

赵瑜令去世后，人们在他的遗嘱里看到他催人泪下又催人奋进的话：“在发动机厂当领导，就要为发动机厂的人多做好事。职工一家老小依靠谁，最直接的是依靠厂领导。能办的事就要加紧办，办一件少一件……”

沈解伟是车架厂的一名中层干部。我采访他的先进事迹时，他爱人哭了，职工们哭了，我也哭了。

沈解伟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在家落脚。他有个活泼可爱的独生女，可女儿连见到爸爸的面都很难。有好几次他答应星期天带女儿上街游玩，可每次都因为忙着加班加点而变了卦。当妻子埋怨他“在孩子面前说话不算数”时，他才想办法满足了女儿的一次要求。女儿高兴地一边跳一边叫：“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后来，他得病了，是肝癌晚期，有的人说他得错了病，更多的人说他的病是累出来的，是为工厂操心操出来的。即使得了重病，他仍然惦记着工作。当他被同事拖着到天津诊治时，他沿途逛商场看市场，调查与他所在的采购部有关的物资行情。他从天津回来时，除了带回一大包中草药外，还带回了一大摞采购物资的调查资料。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由妻子搀扶着挨个儿来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岗位，向心爱的工厂作最后的诀别：“我要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再也看不到车架厂了，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干活了”，“老天爷要我走，我不想走，我要干活”……

这些事迹档案，永远激励着东风人为祖国汽车事业不息地奋斗！

当我的报告收笔的时候，传来东风即将与长安合并重组的好消息。新组建的汽车集团，将是位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汽车巨人，东风公司将从荆楚大地再进发！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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